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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多元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在人们对法律一词在这里宽泛含义都了解而且同意的前提下，把它们都叫做法律也无不可，因为这只是一个语词的问题。

记者:对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您有何建议呢? 陈云良:要明确定位各级政府职能,全面推行权力清单制度,严格界定政府权力边界。记者:为什么要提出加快法治中国建设这一论断? 陈云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就骄人,但也出现了贪污腐败、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信用消失、法制松弛、道德沦丧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反而呈日趋恶化的趋势。

要加强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与职业保障制度，将司法人员的薪酬水平提高到政府公务员的两倍。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要善于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实现党的领导,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其次,要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明确规定党的领导权与执政权的不同性质和范围,使领导权与执政权分工协调。要完善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激励机制,预防和惩治行政腐败。

加快司法体制改革对法治中国建设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正因为如此,新一届中央才会如此重视和加快司法改革的步伐。记者:司法公正是法治中国建设工程里面的支柱和栋梁,如何实现司法公正呢? 陈云良:司法改革是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深改小组出台的文件已经谈得很详细了,吸取了法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涉及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司法解释时，要求将那些关注度高、关系面广的内容公开征求社会意见。

如果国会在一定期间内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或否决意见，该规则则自动生效。虽然各国的法官任免机制不同，议会监督方式有别，但各国在司法公开方面的主张、推动几乎没有差别。而在州的层面上依然以法官公开选举制为产生法官的主要渠道。关键在于各国将对法院、法官的监督方式区别于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

  蒋惠岭，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不过，也有很多国家和地区排除议会对法官任命的介入。

当前正在推动的陪审制度改革将会使我国的陪审制努力实现制度设计的初衷。依此解释，法官的民主任命、陪审员的参审、司法公开的机制、当事人的监督、回避申请的提出、合议制的多数决定、上级法院的改判等等，都属于司法民主。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实现了立法民主和依法独立审判，便不可能没有司法民主。当然，这些机制只有在权力机关按民主程序制定法律、司法机关按诉讼程序严格适用法律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三、公民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 即使在诉讼制度非常完备和严密的国家，公民对国家机关（包括法院）和公职人员（包括法官）进行直接监督的渠道仍然应当是畅通的。北京法院以请代表委员监督员进法院为主题，邀请特邀监督员参加法院开放日、参与万件重点案件评查、现场见证监督案件执行、参与立案诉讼服务窗口明察暗访等活动，参加各专业审判领域的案件旁听与座谈。裁判范围既包括事实问题，也包括法律问题。否则，这些机制就会被指责为走形式、做样子。

当然，如果一个国家没有采取这些补强性的司法民主机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否认该国司法制度的民主性，而只能说其司法民主的形式有些欠缺，保障有些疏漏，方式有些单一而已，但范畴之广狭与程度之深浅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司法民主的属性。本文将对我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司法民主机制略作归纳，列举十种补强性的机制于后。

我国台湾地区的人民观审制（自2014年7月起更名为人民参审制，但实质内容未变）与韩国的情况比较接近。我国的陪审制度虽然名称与英美国家相同，但其实质内容与欧洲的参审制相似，都是由非职业法官与职业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一审案件。

在公民监督权实现的过程中，不可触碰的依然是司法独立原则。即使是在无所不管的北欧国家的监察专员那里，如果遇到对因不满司法裁判而提出的投诉，一律拒绝受理一方面，法治将改革成果固化，明确其边界范围，并向全社会公开，使行政机关及其人员自身难以突破。另一方面，为人民群众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创造有利条件。权力都有两面性，正确运用，可造福于人民，服务于公共利益。三是抓紧制定机构编制法。

违规使用，则祸害无穷。防止公共权力对公共利益、公民权益的损害，就应当对权力的取得、行使及责任作出明确规定，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二是上级政府将权力转给下级政府，下级政府要做好承接准备。法治具有国家强制力保障执行的特点，法律一经制定，全社会都应当遵循，无一例外。

对于政府职能转变，一旦形成立法，改革涉及的各方，都需要无条件地去遵守和执行，如果再阻碍这种改革，就是违法，就要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所谓难啃，就是涉及权力和利益问题，这里有中央和地方之间、部门之间、部门与管理对象之间权力利益的调整，权力之中有利益，利益后面有权力，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

有了这样一个规则，便于适时修改过时的法律条文，防止一定终身，避免那些时过境迁的机构设立及职能配置。实行依法行政，是约束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手中权力，防止权力滥用，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保证。为什么要采取这个原则划定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界线呢？因为权利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到底有多少权利，法律是列举不尽的，因此只要把不得作为的或者是禁止作为的列举出来，权利范围就清楚了，剩下的都是权利，即可以作为的。突破利益的藩篱，最根本的要靠法治。

二是修改完善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该法1979年制定公布后，经过了四次修改，但主要集中在有关地方人大的内容上，对地方政府涉及不多。要补充完善有关内容，对不同层级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职权配置作出更加细化的规定，可以考虑将政府机构设置单纯由上级政府审批改为由上级政府和同级人大共同审查批准，因为政府组成部门的正职领导人要由本级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相应的，机构的设立也应经过本级人大审议讨论，不能只管和尚不管庙。

（二）加强政府组织机构立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过各方面的不懈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都已经做到有法可依，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方面也有了基本的法律依据，但从建设法治政府和深化改革的要求看，还远远不够。四是将政府权力转给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也需要有承接的资格和能力。

根据这一精神，本文就以法治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作一些研究探讨。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

坚持依法行政，还可以更好地贯彻体现立法的宗旨和精神，树立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政府职能转变，有多种情形，一是取消政府的某项管理职能，实际是还权于民、还权于企业，公民和企业也还有正确行使好这种权利的责任。一是要修改完善国务院组织法，经过这么多轮次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国务院组成部门的设置应当依法律大体确定下来，要明确组成部门、办事机构和直属机构到底在法律上有何区别，否则作这样的区分没有意义。法律没有禁止的，不要去干涉。

五年一次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方案总的都比较原则，具体实施主要是通过三定方案进行，层级比较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机构精简的频率是相当高的，每五年进行一次，有时是上一轮机构改革刚刚完成，下一轮改革就又要开始启动了。

制定颁布的法律，通常是对其生效时间作出规定，直到再次修改或者废止，一直有效。一方面，让权力的行使者对权力的范围、程序和责任有清醒认识，积极主动地按照赋予权力的宗旨去行使运用。

行政许可设定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施，设定机关和实施机关都应当对设定的必要性和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修改或提出意见。公共权力来自于公民的授权委托，国家机关、政府部门可以享有哪些公共权力，必须由公民或者其代表机构来决定，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因此要由法律规定。